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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毛泽东的四次江苏之行
发布日期: 2019-11-08 21:14:38    作者:佚名     来源:未知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期间,毛泽东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先后多次北上和南下,也多次访问江苏。其中,史料记载有四次。前两次旅行是去上海告别去法国参加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第三次旅行是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去南京看望密友。第四次旅行是去南京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我安全地完成了我的旅程

毛泽东是湖南在法勤工俭学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之一。20世纪20年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四分五裂,战争频繁,人民贫困。为了救亡图存,实现国家繁荣,许多爱国人士出国留学,寻求改造中国社会的真理。其中,法国形成了一个大规模的勤工俭学项目。

1918年4月,毛泽东、蔡和森、肖子生等人在湖南长沙组织了进步团体新民学会。两个月后,毛泽东收到了导师杨昌济的一封信,信中敦促他去北京大学,并告诉他在法国的勤工俭学。后来,毛泽东组织了20多名成员和湖南青年离开长沙前往北京,参加法国中国青年勤工俭学。在北京,毛泽东起草了法国勤工俭学的具体实施计划,动员湖南省的年轻人参加勤工俭学。在法国进行了六个月的预备性学习后,湖南在法国的勤工俭学将前往海外。1919年3月12日,毛泽东从北京到上海向他们告别。他经过南京,于14日抵达上海。17日,他把好朋友蔡和森、萧子生等湖南青年送到法国。

1936年,毛泽东向延安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回忆了此次南京浦口之行的困境。他说,“我将和将要去法国的学生一起去上海。我只有一张去天津的票。我不知道如何再往前走。然而,正如中国谚语所说,“无路可逃”,幸运的是,一位同学从北京孔德学校得到了一些钱。他向我借了十元钱,这样我就可以买一张去浦口的票...我安全地完成了我的旅程——随时留意我的新鞋。当我到达上海时,我了解到我已经筹集了一大笔钱来帮助送学生去法国,还存了一些钱来帮助我回到湖南。”

■告别会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研讨会。

作为湖南在法国勤工俭学的组织者,毛泽东本人没有去法国。在给他的好朋友的信中,他解释了他不出国学习的原因。他写道:一些出国留学的人也需要留在中国研究自己的问题,他想“暂时留在中国学习各种学科的大纲”。毛泽东认为,只有深入了解中国国情,才能更好地学习和借鉴外国。他对东西方文明都采取辩证分析的态度,这为他今后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创立毛泽东思想奠定了基础。

在随后的五四运动的强烈冲击下,致力于从精神层面探索宇宙“大笨钟”的毛泽东,此时也经历了思想上的剧变,进一步转向对社会现实的调查研究。他把注意力集中在整个社会的变革上,大声疾呼:“自从号召世界革命以来,人类解放运动迅速发展。我们以前没有质疑的问题,我们没有突然采用的方法,以及我们现在谈论的许多胆怯的话语都需要改变旧的观点。毫无疑问,毫无疑问,不接受,许多畏缩者并不害怕退缩。”从现在开始,我们应该“根据生活和社会的现实说话”和“学习事实和真理”。

1920年4月11日,毛泽东再次坐火车从北平到上海,告别在法国工作和学习的新民学会会员。他于5月5日到达上海。一路上,毛泽东花了20多天时间考察各地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现状。徐州位于南北的十字路口,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毛泽东途经徐州,视察了徐州的社会状况和风俗习惯。五月初,他来到南京。当时,南京是津浦和沪宁铁路的连接点,也是长江下游航运的必经之路。运输业相对发达,拥有10,000多名现代工业工人。南京也是长江下游东南部省份反动统治的中心。江苏省军事监察局和省长办公室都设在南京,全市共有39万人。走在南京,你还可以看到外国人开设的工厂、银行、医院和商店,你还可以感受到南京人民强烈的反帝反封建情绪。

毛泽东到达上海后,住在胡同29号后南里。5月8日,毛泽东在班松原主持了为期一天的会议,向法国议会议员告别,讨论新民学会的会议。“跑的命题...协会的朋友创造各方面的东西”和“潜在的实用性,没有虚荣心,没有表现”作为学习的态度。我们还商定了引进新成员的四个条件:纯洁、真诚、奋斗和服从真理。毛泽东在《新民学会会议报告》中说:“今天的告别会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研讨会。"

我们准备成立文化图书俱乐部分部

1921年7月,毛泽东和何叔衡作为湖南代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13名代表之一。会后,毛泽东来到南京看望他最好的朋友周世钊和陶艺。

周世钊是毛泽东在湖南省第四师范学校和第一师范学校的同学。受徐特立老师言行的影响,周世钊决心从事教育事业。1918年夏,他加入了毛泽东倡导的新民学会,同时也是工人夜校的管理者。他积极支持和协助毛泽东的革命活动。1919年,应毛泽东邀请,他担任《湘江评论》顾问。12月,毛泽东在湖南发动了一场各行各业的“驱张(敬瑶)运动”。周世钊和他的同学积极参加了示威游行。“驱张运动”胜利后,毛泽东、周世钊等人创办了“长沙文化出版社”,传播新思想、新文化。何叔衡主持了《湖南通俗报》,周世钊应邀担任编辑,为该报撰写批评当前弊端和弘扬新文化的文章。

1921年6月,在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夕,毛泽东邀请周世钊到文化出版社,给他看了陈独秀关于大力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信,并向他介绍了湖南青年团的成立和发展。他希望周世钊能做这项工作。周世钊此时被国立东南大学录取为特殊学生。毛泽东没有强迫他。

陶毅则是新民学会杰出的女将军。她毕业于周南女子学校著名的教师培训班,在向靖宇和蔡畅上学。他们三个被称为“周南三英雄”。在新民学会,她积极支持毛泽东的思想。当毛泽东建立文化图书俱乐部时,她尽了一切努力来帮助。

在南京,毛泽东与周世钊和陶艺就在南京设立文化出版社分支机构进行了会谈,但由于某种原因,这是不可能的。

■在政策上,共青团必须完全服从共产党的指导。

1923年夏天,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来到南京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在国立东南大学美安分校举行。1921年,第二届中国青年学会年会在这里举行。1922年,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在这里成立。

会议原定在长沙举行。共青团中央书记史存通就此问题写信给毛泽东。毛泽东不仅是湖南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之一。在建团过程中,毛泽东采取了积极、审慎、注重质量的建团方针。湖南团委的工作非常有效。因此,联盟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将在长沙举行。长沙“六一大屠杀”后,局势恶化,会议改在南京举行。

8月20日,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预备会议,来自长沙、北京、上海、武昌、太原、莫斯科、日本、巴黎等地的29名代表参加了会议。21日,举行了第一次会议。会议执行主席是邓仲夏。瞿秋白代表青年共产国际和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发表讲话。毛泽东在讲话中称赞共青团在过去的一年里能够在各个地方相互理解和合作。同时,他指出其缺点在于脱离群众和现实生活。他希望共青团将来能关注人民疾苦的症结,脚踏实地地工作。

在8月23日的第四次会议上,毛泽东作了报告。报告的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传达中国共产党的国共合作政策,二是澄清中国共产党与共青团的关系。关于国共合作政策,毛泽东主要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加入国民党促进民族革命运动的政策。关于党团关系,毛泽东科学地阐述了党团组织之间密切而独立的关系。他指出,在政策上,共青团必须完全服从共产党的指导,与共产党的思想相一致。在组织上,共青团可以完全独立。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政策,动员青年党员参与和促进民族革命运动,决定社会主义青年党员以自己的名义加入国民党。共产党员和共青团成员的参与,推动了民族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新局面。(资料来源:人民周刊田李嫣/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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